原因在于以下三个方面：其一，此项免费政策的惠及人群主要是有车一族，而现阶段在中国有车的人只是少数。
有理的，我们应当告知当事者按照正常的途径和合法的程序解决，说服当事者依法维权。为什么是这样？分析原因不外乎是：讲政治多了，讲法律少了。
严格实施宪法法律，就是在完成党的事业，就是为了人民的利益。[4]我们说，宪法法律有缺陷，是因为我们认识事物的本质和规律要有一个过程，同时，客观事物本身在发展和变化，人们对于法律的需求也是在不断提升的，已有的规范往往存在不适应的地方。正因为行政手段、经济手段只有在法律的规范下才能被正确的运用，而法律手段除了传统的民商事手段和刑事手段之外，也须以行政手段和经济手段为内容，行政手段与经济手段则不能成为与法律手段并列使用的概念。支持三个至上观点的学者也认为：对社会效果的要求，在评估上缺乏可操作性，本身不是可以量化的标准，作为工作要求也是具有弹性的。案件办错了，谁也不承担什么责任。
不仅如此，法治社会里，法律手段还应当成为治国理政的最主要手段。再如个人购房贷款，可以区分不同房屋需求（居住需求、投资需求、经营需求等）实行不同的贷款利率等。[5]一定程度上为收费公路投资者的经营行为的正当性提供了注解。
详言之，政府还贷公路指在坚持贷款修路、收费还贷与统贷统还思想的指导下，县级以上地方政府交通主管部门利用贷款或向企业、个人有偿集资建设的公路。正是收费公路的这种客观优势，提升了公路之于国家建设乃至整个社会文明进步之价值。以诚信原则考量《方案》之规定，显然，该《方案》是存有问题的。坦诚的讲，基于重大节假日民众出行愿望强烈与现实出行率大幅度增加，免费政策的出台，一方面可有益于民生，提高通行效率（尽管2012年十一黄金周实施并不顺利），二方面可以促进旅游发展，带动经济增长。
一般情况下，应根据经营者在节假日因免费通行政策造成的实际损失为限，给予全部补偿。同时对货车节假日免费，可以有效增加商品流通、平抑物价。
吊诡的是，从表象而言，公路的收费行为一定程度上影响、妨碍、甚至阻却通行相关者的自由、财产权、人身安全等基本权利的达成。进一步追问：对公路经营者补偿应当采取何种标准？在我国大多数学者主张应采取公平补偿原则或合理补偿原则。然而，依《方案》所谓公开的表述，只能算作行政公开的一个方面——制定文件的公开，亦即事后公开最终结论。其目的也是为了自由、财产、人身等自然权利得到纵深拓宽。
宪政之维证成的缺位极易引发质疑声的生成：公路收费无基本法规范支撑，缺乏本原性法律后盾。亦即合理差别应符合比例原则与合乎本质目的。[26]因而，基于平等保护之衍生分享请求权，超过7座以上的载客车辆、所有货车也应有享有同7座以下（含7座）载客车辆相同权利，同时，公路经营主体也应有向《方案》制定者给予如同《通知》之补偿请求权。这一宣示性规定与纲领性规范，并不是立法者凭空的杜撰或者简单社会现实的陈述，而是立足于我国的特殊国情基础上对客观现实世界的外化，以及对阶段性制度的构设。
相较于经营性公路涉及的法律关系而言，政府还贷公路关涉的简明行政合同关系，很大程度上为当前各个地方逐步取消政府还贷二级公路减少了压力与阻力。同时，把类似《方案》之行政决策纳入程序法治的调整范围也尤为必要。
从前文的剖析来看，收费公路似乎是此次《方案》的受害者，不但没有政府层面的物质性补偿回应，也无直接有效的公开透明以及理由说明等形式化安抚之举。这不得不让人疑虑，《方案》与《通知》有共同的制定主体，并且同为关注民生、惠民的红利行政决策，为何对《通知》中关涉的收费公路有补偿的规范确立，而在制定并实施其后《方案》中并未提及。
这意味着，人与公民的权利是国家权力存在、配置和运作的目的,国家权力以保护人与公民的权利为己任。这样既可以避免政策有违平等保护的指责，又可以实现实至名归的公共利益。而相反，新近出台的重大节假日免费通行政策存有诚信原则、平等保护、正当程序三个向度的缺陷。而这并不能成为《方案》选此非彼的正当理由。[2]初级阶段是不发达、经济较为落后、国家综合财力较为有限的社会主义，这一国情注定政府没有足够的能力大范围、高幅度修建公路，而是另辟蹊径，即，寻求社会经济组织的支持[3]。这不得不让人质疑，为何同为通行在收费公路上的车辆，却面临不同的境遇。
笔者以为，既然此次行政决策是回归民生、关注效率的价值定位，那么政府就不应该扭扭捏捏、犹抱琵琶半遮面，而是为了公益之要求，应大刀阔斧、一步到位。即便是公益之必需，也应当给予合理的补偿，唯此，方可维护诚信政府之形象。
除政府还贷收费公路采取贷款修路，收费还贷的政策以维系必要的公路建设开支外，由国内外经济组织经营的收费公路，是许诺投资者可一定程度上营利。依据行政决策之生成可能缘由大致可分为民众意向、政府决定两种类型。
（二）平等保护精神之捍守：公路使用者与经营者视角的思虑平等保护原则作为人权保障的一项基本原则,主要是用来约束法规、政策制定机关的。而重大节假日期间免收费的规定，其实是在该时间段——春节、清明节、劳动节、国庆节——擅自收回经营性公路的收费权。
自从把收费公路引入公路建设以来，尤其是经营性公路的潜在市场优势所带来的积极影响，当为我们所感知所体认。该条正是行政法之诚实信用原则的内在要求：因公益变更行政合同或者因行政行为导致不利益之时，行政机关应采取相应补救措施，至少应予以补偿。因此，应在承认并尊重收费公路存续正当性的基础上，明晰规制收费公路的科学路径，以消解民众的质疑与抵触。[9] 参见范毅：《论宪法精神的概念》，《现代法学》2004年第2期。
退一步讲，即便基于经营性公路经营者的地位的特殊性，或者假定此次牺牲行为成立，也应给予其正当、足量的程序保证。[36] 皮纯协：《行政程序法比较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72页。
[23] 为此有学者曾言，粗放式的行政决策可能使一项初衷良好的决策在结果上转变为‘馊主意，参见秦前红：《冷观高速公路免费通行政策》，《新财经》2012年第11期。囿于我国行政法学重实体、轻程序以及程序工具主义的传统，正当程序的价值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更遑论完全接受这一价值并加以运用。
给予补偿的表述较为模糊，对于补偿的限度不得而知。尽管，行政主体在行政合同中享有行政优益权，可以单方面的变更、甚至解除合同，但这要基于一个前提，即因公共利益的需要或因不可抗力、或一方有过错等。
行政主体治道变革与行政合同制度的确立，暗合了我国收费公路存续的行政法学理论缘由，并为其构设了明晰且法定的制度架构。亦即，确定目标、搜索和分析信息、确定备选方案、论证选择方案、确定方案、执行中的方案调整等过程。[2] 参见高放，李景治，蒲国良：《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63页。故此，现有的宪法文本为收费公路提供了强有力的规范支撑。
故此，政府还贷公路与经营性公路之存续正当性，与我国现有宪法精神、行政法学理念等理论存有逻辑上的自洽性。尽管规范中有向企业、个人集资建设公路的美好愿景，但实践中，多由于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私主体融资极为有限。
虽对该《方案》有关的公路经营者一方予以补偿没有直接法律依据，但从《公路法》第67条透射了原则性要求，加之《方案》对经营者而言的侵益性等要素考量，对经营性公路经营者给予补偿是应当的。尽管不能直接适用，但其勾勒的宪政蓝图已在法律体系的逐步形成中得以实现，并且由此建构的社会秩序也日臻完善。
尽管没有直接可以拈来适用的补偿规则，但我们完全可以此作为《方案》改进的范例和规范支撑，使《方案》的修订也应顺应无正当补偿便不能剥夺（no expropriation without just compensation）[34]的原则。[38] 叶俊荣：《面对行政程序法—转型台湾的程序建制》，元照出版公司2002年版，第410页。
